坚毅、有魄力、善于学习等字眼都可以用来形容这群人，买房、买车也已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当这些分布在文化、经济、政治的圈子中，拥有“三高”(高学位、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正开始形成一个社会的“准阶层”时，人们发现，他们其实已经不堪重负……　　有位女性说，宁愿给一个精英男人当八奶也不愿嫁给一个普通男人。100万存款，一栋花园别墅，一辆本田车——足可以把一个白领男性压扁。　　“我是男人，我的肩上承载两个人的欲望。现在我的钱多了，头发少了。”这是一家私人建筑事务所老板的真实感受，也是目前中国都市里，相当数量的身居要职、事业有成的“精英”男士的生活状态。　　不久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十年报告》中关于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调查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1993年启动的庞大调查系统，每年都会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外商以及港澳台投资等企业的法人代表进行一次抽样调查，平均人数3000名，因而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一直在参与调查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李兰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企业家在十年之间遇到的心理问题与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　　调查报告中显示，几乎所有的企业经营者的日均工作时间都超过了8个小时。在1994年，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企业家比例高达98%，10小时以上的为62.3%，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占到19%。而到了1997年，这个比例还在加大，企业经营者的时间分配情况是，工作11.23小时，学习2.14小时，总共多达13.37小时，整个群体的工作时间平均都超过了12个小时。　　而年龄在30岁到40岁的年轻企业家们工作时间还要更多。在1997年的调查中发现，年轻企业家比40岁以上的企业家工作时间多一刻钟，而休息时间还要少一刻钟。　　对于人类而言，“最后一个禁忌，不是吸毒也不是性乱，而是压力”，排号看病。　　“精英”的代价？　　尽管张立忙得井然有序，却绝对是对自己的时间身不由己。同样身不由己的还有新浪网全球新闻副总裁陈彤。了解陈彤工作状态的人，对他同情多于艳羡，他的工作“就像上了发条，永远停不下来。”由于互联网新闻是实时发布，又有无限的容量，所以“如果你愿意，每天做25个小时都可以。尤其是出点事情以后简直就是连轴24小时转。”陈彤说，他几乎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是在考虑工作。　　六七年前刚到新浪时还被说成是“刚毕业小伙子”的他，这两年明显苍老了很多，他认为这些年自己牺牲最大的就是身体——虽然为了工作付出那么多，可陈彤认为这是必然，“可能在中国现阶段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不是很辛苦，收入比较好，感情生活也不受影响的。搁在这个位置以后好像就要不停地跑下去。足球场上的前锋只有不停跑才能发现对手的破绽，找到进球机会。”　　像陈彤和张立这样的“精英”男士，其数量正在迅速壮大，它特别集中在一批新型的现代化职业当中，如公司管理者、私人律师、注册会计师等等，他们以脑力劳动为主，拥有高薪、私家车、私家房，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雏形。　　自20世纪40年代起，在西方几个主要的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分层中，先后出现了以管理人员与公职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在日本，1975年时，“新中间层”已经占到劳动人口的34%，在美国，这个阶层的比例由1950的16.9%上升到1970年的18.2%。在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等，中间阶层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他们成为推动现代化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甚至引导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中坚力量。　　但与此同时，曾经在全中国掀起“健康热潮”的洪昭光教授认为，现在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肝火上亢”阶段，竞争激烈、节奏快、压力大，所以整个社会阳亢，人也跟着阳亢、急功近利。因此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病年龄都随之提前了。像糖尿病、冠心病、多血糖病都有年轻化趋势。洪教授发现，目前都市“精英”人群中最为集中的问题是：亚健康、心脑血管病，以及家庭问题。　　“精英”问题来自何方？　　“这些精英男子的压力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的，”一直在研究中产阶级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教授张宛丽介绍说，精英分子也是“高地位焦虑”的人群。张宛丽把造成中国“精英”们身体、心理等诸多问题的缘由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我期待很高，有时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因为他们既期待更好的目标，同时又担心失去现有的物质或者地位，所以承受了更多的压力；　　二是“社会转型期的压力。”比如贷款的问题，在中国，工作的8小时中可能有六七个小时要琢磨资金的来源问题。企业家也要在关系网中运作，才能在同等条件下获得高于别人的市场，特别是需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协调政府关系”上，企业家调查报告显示，这个比例从1994年的9.1%上升到2002年的17.5%。于是，精英层承担了很多不正当竞争的成本，也就是说，本来应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制度成本，现在由他们承担了；　　三是“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一定的认同，也没有归属感。”人是需要社会支撑、心理认同的。而现在，虽然表面上形成了“精英”阶层联盟的雏形，但主观上的联系还是很少。在国外，中间阶层因为已经很成熟，他们之间的社交生活很丰富，会经常举办一些聚会，一起交流，排遣平时工作中生活上的压力。而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的聚会只限于一个小“圈子”，都是一些熟悉的朋友，谈论的话题与交流的信息都很有限。而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秘书长李兰在对企业家的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很多企业家总是感觉没有人分担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虑。　　而让所有中国“精英”都感到不平衡的是，现在这个精英层的付出与得到还不能成正比。财富、社会认同感、社会制度的制定、社会走向的发言权等都不能达到。　　张宛丽认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当培育发展中间阶层，那么就应该在一定的制度层面相应地给予一定的社会生存条件以及制度上的配套政策。　　多久没有关心过自己？　　当社会上部分人士开始关注、关心中国“精英”男士的痛与哀愁时，恰恰“精英”们本人依然忘我地在为自己的事业及所谓理想打拼。　　曾在福建某城市的一家中型贸易公司任总经理的王先生的真实经历，也许能提醒“精英”们主动关爱自己。　　2000年底，得知大哥得了胃癌后，想到自己母亲也是因为胃癌去世，47岁的王先生开始觉得自己的胃总是不舒服，有抽痛，并逐渐发展成吃不下东西。他决定去成都休假。而此前健朗的他，事业心很强，意气风发，发展计划甚至列到5年以后。　　他猜是以前经常出席各种宴会，吃大鱼大肉给吃坏了。但王先生从来不敢去医院做检查，担心查出什么严重的毛病。　　在成都，他找了一个乡下偏僻的小农庄，一个月200多块的月租，包吃包住。所有时间他都花在寻找很多“祖传秘方”的民间药方，甚至听信偏方：让蜜蜂在自己身上蛰，以蛰出毒素。　　直至2002年，家人要求他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在去医院之前，他几乎就在交代后事了，临去的前一天晚上，一夜失眠。检查完，他几乎完全虚脱，因为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压力，他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　　然而检查的结果竟是除了一点轻微的胃炎，其他根本没有问题，他一直不相信这个检查结果，接着他又开始新一轮吃自己寻来的民间的药和针灸。　　直到2003年春天，经人介绍他去一个老医生那看病，医生说他可能是患了糖尿病。当确知自己得了糖尿病以后，他如释重负，连忙打电话告诉家，全家也都松了一口气，提心吊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病了。而医生告诉他，之所以会得这个病，是因为他常年心理压力太大导致的内分泌紊乱造成的。　　从怀疑自己生病之后，他再也没有工作。他每天给自己补充营养，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用试纸测试自己的尿液，看是否有问题，对自己身体非常小心，甚至到了谨小慎微的程度。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是家人对王先生说的，也是对奋斗着的“精英”们的一个警醒。不要忘记的还有一条：其实男人更需要自己关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