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比较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这一块儿占的量比较大，我想问一下现在遇到哪些困难。除了刚才讲到政策面上，法规，没有退出机制这些大环境以外，从它的运作上，因为我看现在这个大环境也不是很好，比如您刚才讲的已经很困难了，但是您讲的２００５年才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来进行一些大项目投资的话，如果说做一个周期的话大概要三年，才能最后把整个的项目做完的话，这个收益做的很长，公司用什么来支撑的，比如说拿这个钱买地皮，这个违反投资理念吗？

　　宋玉鸣：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听的明不明白，我先讲讲我的想法，一个是从创业投资这个周期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理论上来说有五年，七年很多的说法，我们自己的想法，包括我们股东的想法是三年，我们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１年三年的投资最多，现在我们公司投资了三十多个项目，应该讲在前三年是投资的大部分，我们从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开始是逐渐退出，去年我们退出了三家比较大一点，前年一家都没有退，从去年开始退出，我们想２００４年要加大退出的工作。只有退出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才能进行新一轮的投资，是这个意思，包括我们现在准备要开的中小企业板，创业板我们寄予很大的期望，我们希望这个创业板出来以后能够有一些退出的案例，这样我们会有新的投资的动力。

　　第二个关于我们自己的投资基金，如果按照传统的说法，除了高科技以外好像是不是违规了，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创投界来讲，因为我讲没有权威性，我们作为投资人来讲是追求效益的，追求经济的利益，按照市场的规律来做，不会考虑太多政府想怎么样，政府让我们做科技，做什么，我们不会考虑这么多，况且我们又不是国有投资的企业，我们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从创业投资这个理论来讲现在也不是局限于非要做高科技，我们觉得成长性比较高的企业都可以的。

　　我们的股东以前有证券业的、做股票的、做期货的、做房地产的，我们的股东可能面比较广，他们认为现在做创业投资没有什么效益，投资的回报非常低，是不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资源，比如有一些地，我们能够拿到很好的地要把这个资源先有效的储存起来，将来有比较好的机会再做。

　　这个问题好像我想不是特别的全面，从政策上来讲，我没有认为政策有什么困难，我一直认为，包括北京市在内，我们现在投资主要是在安徽、浙江、陕西投的比较多，其实各个地方的政策都比较多，包括北京也是一样，有些东西不是说地方政府的政策能够改变的，比如说像税收，公司法的问题，这个不是说我们哪一级政府可以改变的，我觉得政府的这些环境已经可以了，在行业上来讲它最大的一个障碍，主要是在融资上可能有一些困难，在选项上也没有什么困难，我刚才讲的退出渠道，这都是我们行业的一些具体问题，没有正常的一个退出渠道，资本市场不健全，我觉得这都是主要的问题，融资上可能有一些困难。比如说像国有企业它的实力比较强，他们有很强融资的办法，我们就不行。

　　李爱民：因为我调查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感觉，在行业内部的影响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就是从业人员的素质，就是说投资人、经营管理人员的素质，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行当刚开始，所以很有经验不丰富，而且也没有在这个行当当中建立非常好的信用，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说投资对象，我们整个普遍的信用比较差，所以在投资的过程当中被骗的比较普遍，它叫诚信，实际上就是说被投资对象的诚信也导致这个，就是说给你看这套东西非常好，但是投完之后，他就会把你钱骗了等等，所以对投资对象的诚信问题，实际上阻碍这个发展很大，我们现在目前的出资人主要是法人，目前我们调查国内的出资人是法人机构，法人机构就有一个问题。

　　国外出资人一般来讲主要是由机构投资者，养老金这些，他不要求你在三年之内必须给我回多少，他要求可能是几年，更长时间的回报，因为是养老保险，他要求是这样一个回报，这样的话压力就完全不同，包括北京地区我们做一些非常深入了解的机构，它的钱来自于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每年逼着他分红，那么他每年都有分红压力的话，不可能投长期项目，包括像中科招商，他投了全部的收益都是按股分红来的，它每年大概是１５％左右的，他全部来得于分红，他来自于五家上市公司的钱，他没有办法，因此股东的素质也决定了我们这样机构的运行情况，我同样给别人投的钱和给你投的钱，你没有给我分多少，那么我当然对你这个就不满意，等等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除了政策上的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除了中央政府政策以外，地方政府的差别也导致就是寒冷不同，寒暑不一样。比如说北京地区，它自己觉得环境很好，实际上和外地一比的话，他们都很少投北京，一个是钱可能来源不来自于北京，另外，北京相对来讲投资环境不太理想，因为投资成本比较高，北京的房地产人员工资，包括北京市执行党的政策很严格，还有工会都要交钱，这样无形中在他们北京投一个项目和在外地投一个项目，投资成本差距非常大等等，这些东西都有。

　　记者：我问一下李爱民处长，创投立法的问题，既然是国家的立法有困难的话，比如说省，直辖市这些地方立法有没有可行。另外再问发改委的刘处长，就是说再给介绍一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情况，另外创业板您也谈了一下，能不能再详细谈一下创业板的一些时间等等。

　　李爱民：我就简单说一个，地方立法完全可以，像深圳北京都有相关的立法，但是有一部分不好使，因为我们围绕这个政策，比如说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地方是没有权利制定的，所以就是说中央政府来制定相关的税收政策，那么他就要有一个对应，就是说依据，我给谁优惠的话，那么这个是由中共中央来制定的，统一的模式，其实各地都可以做，但是关键做完都不好使，就是这个问题，针对深圳创业投资那个可以给优惠，如果这么做的话，税务局就不干，他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统一的规定，按照这个来做一个统一的规定。

　　刘键钧：立法配套这个问题，发展基金依据中小企业法设立的，那么这个设立，今后考虑了，参股当然是要讲有偿，良性循环了，那么关于中小企业板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必须开展，肯定要开展，但是哪个省开，要等到两会以后才会有进一步的答案。这个东西在中国，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这个很难说。

　　记者：我问一下，李处长，我想知道一下，目前我看咱们的报告上，境内非政府的资本，还有外资在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就是说这部分资金减少的目前都到哪儿去了，刚才咱们谈到去买地皮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像买地皮那样，我们更关心的就是说这部分资金是有多大的便利，变成一种私募基金，然后进入资本市场，或者有多少的比例，就是已经投资了上市公司，就是您刚才讲深圳的那个，就是这些东西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据。

　　李爱民：不是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下降，因为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是上升的，从２０００年以后开始下降，无限期推出以后达到高峰下来了，这个去哪儿了没有办法说清楚，原因就是说它怎么会出现下降，实际上是这样，第一，就是说政府资本在增加，民间资本在下降，它有一些机构成立完之后，觉得挣不着钱撤了，这个机构在北京地区，２０００年的时候，大概将近上百家机构，很多的机构还不愿意填表，我们填完之后大概有七八十家，等到２００２年的时候这个机构就没了，这个老板一看没戏就关了，这个钱去哪儿了，我们不知道，这个要去调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是撤了，有一部分进来的民间资本又少，所以政府的钱有一些进来了，所以这时候出现民间资本和政府之间这个资本比例的变化，他的钱不是进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把钱给了股东，它是目前来讲挣钱比较多的一个投资公司了，但是它的钱不是把股权卖了，他的主要收入是来自于分红，他没有办法不做短期行为，就是说我投的这个项目数如果低于２０％了，我就不投，就是已经有回报了，利润率的增长不超过２０％，他就不投，他就等着，是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感觉到在２０００年资本来源比较多，有两块，一块就是炒股退下来的钱，他们的股东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人，当时创业板出来大家觉得是好机会，要砸进去，但是一旦它觉得没有希望，他撤的也很快，另外一笔钱来的多就是房地产，随着逐渐要拍卖的这种方式，他觉得这个暴利已经过去了，所以房地产也把一笔钱拿进来，这个也有，但是一看挣钱不多它又出来了，关键我们没有给人一个赚钱的机会，像北京有一个机构，它投了几个项目，有三个项目都要上市了，有一个正在上市，还有一个马上上市，像这样一个机构自己经营起来都很困难，因为上市的时候法人股没有交易，他卖不出去，所以他投了十个项目，而且这十个项目都销的不错，其中有一个是被骗了，投到了一个学校的项目，把这些投资者的钱都买车了，就这一个项目３０％的上市，经营的不行，卖不出去，投完就上市了。他要是在国外已经很发了，这主要是没有给人家赚钱的机会，关键是政策的影响。法人股不能交易的话也不能赚钱，关键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说你现在还只考虑融资问题，不考虑给投资人盈利问题的话，投资人还是不愿意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