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篇短文。

最近读到夏春的一篇文章：《内地与香港为什么经常互不理解》，十分解渴，这是这些年对香港人的认知最为理性、最为客观的一篇文章了，也是我近些年读过最好的关于香港人思想剖析的一篇文章，忍不住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

夏春是大陆人，1992年在北大读书，1997年7月毕业，之后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念完经济学博士，2008年开始在香港大学教了7年书，2015年在诺亚财富工作，现一共在香港待了13年，他对香港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明白大多数香港人的心路历程，才能写下这篇富有理性的文章。

但理性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往往处于弱势，极端的声音在网络中穿透力更强，我们在互联网上见到有人说起香港，动不动就对所有参加游行的青年使用“曱甴”（yuē yóu）这个词，简单地用蟑螂来指代他们，并将他们全部粗暴地统一归类，这种说法在大陆网络平台上还挺受欢迎。

这二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珠三角，亲身经历过大量社会事件，明白大陆人对香港和台湾省的心理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确实是同文同种同面孔的同胞，另一方面大陆在经济处于弱势时，部分港台同胞在大陆也没少干一些张扬跋扈的事情，比如港台人在大陆包二奶、开工厂时欺负大陆人，颐指气使、仗金欺人，产生过深深的阶级矛盾，因此大陆人对香港和台湾省既有认同感，爱港台的音乐、电影，也有“你们这些恶霸也有今天”的情绪宣泄，看着港台经济日渐势微，大陆开始扬眉吐气，一线城市陆续扳倒香港、台北，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欢喜。

因此在香港最早发生动乱时，大部分大陆人紧密团结在同一种认知下解读香港，对香港的分析是单一的、不完整的，大量大陆的作者并没有去过香港，只凭着网上的资料写文章判断香港，使部分误解越来越深。

比如我曾经亲身体验过几次香港的街头活动，发现他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房地产商，跟大陆人的认知完全不同，如果跟警员发生冲突，现场的情况非常诡异，通常是前面那些暴躁男青年跟警员暴力对抗，但后面黑压压一大片成千上万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站在那里盯着冲突地带没什么反应，这种景象让我当时十分难以理解。

每次我看他们闹完，发现封路了找不到回去的方法，操着普通话去街边小店问路，他们会微微一愣，然后用一种陌生的谨慎感告诉你路怎么走，反应并不激烈。

我上次去印度时，在班加罗尔机场转机，前面是几个香港人，我问他们怎么填海关的单据，他们听到我说普通话，几个人也是同时一愣，那种熟悉的“陌生的谨慎感”再次环绕在我们周围，这些香港人保持着礼貌告诉我怎么填，又不愿多跟我搭话，飞快地走掉了。

香港人与大陆人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夏春的文章很好的解释了这种疏离感的原因。

夏春在文中主要提出几个观点：

1.香港人并没有那么痛恨房地产商，也没有那么为房价痛苦。

2.香港人认为深层矛盾是因为政府不作为造成的。

3.香港人认为内地普通新移民抢占了他们的公屋和医疗资源，精英新移民则抢走了高薪工作并推高了房价。

4.香港人尊重英国人留下的制度，尽管这种制度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同时大陆也高估了香港人对内地制度的认同。

我个人感觉夏春描述的大部分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对房地产商的态度，大陆的房地产商几乎口碑都相当不好，前些年大家还认他们有钱，房地产商能去大学讲课，近几年思潮偏左，谁干这个行业公共形象都不讨人喜欢，大家把高房价当成了内部矛盾，房地产商是一直受到批判的。

大陆人对棺材房现象十分不解，认为这是非人待遇，四大家族满嘴是油，就该拿出来烤一烤，而普通香港人则认为这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现象，谁努力竞争就该归谁，而且棺材房是小部分现象，不能以偏盖全。

大部分香港人住的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香港电影《金都》，这部电影里小情侣的居住环境最有代表性，总体上来说，住得挺压抑的，房间客厅小得可怜，大陆人肯定受不了，但香港人住久了也能接受，没有到让人心态爆炸的地步。

香港人买房子也没那么夸张，夏春解释了大部分成交的房子80%是一千万以下，香港家庭慢慢还贷还能承受得住。

总之，香港人并没有大陆人想象得那么痛恨房地产商，重点是什么呢？

是香港人认为“只要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结果就是正确的”，这种思想观念让他们信服，而且香港人认为过去的繁荣是建立在自由竞争之上的。

再比如和大陆新移民之间的矛盾，在2019年之前，就出现大量大陆游客和香港人的冲突，这些新闻肯定是建立在利益冲突背景之下的。

我平时常在深圳进出关，虽然香港人哪怕是出入关都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但你会发觉，你很难跟一个香港人攀谈几句（问路什么的没问题），他们对大陆人充满了警惕，明明会，但也不太愿意说普通话，好像他们根本就没有融入过中华民族，还游离在中华大家庭的外围。

这种疏离感，跟你在大陆遇到一个东北人、一个四川人、一个广东人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你就是觉得香港人生分，跟你永远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哪怕你比他物质上富裕了，他始终有一种淡淡的“我自由，我比你这个来自专制地区的人有思想”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香港人的护照几乎全世界免签，但高档餐厅里又坐满了大陆人，他们的优越感和落差感是同时爆发的。

而大批向香港移民的大陆人又加剧了这种冲突。

我查了下历年从内地移民香港的数据，2006年赴港定居未满7年的人数是21.7万， 2016年总人数下降到16.5万人，其中25-44岁的女性占40%，15岁以下儿童占16%，2006年这波人52.4%住在公屋，37.3%住私楼，到2016年，57.7%住私楼，32.2%住公屋。

受过本科教育的人，也由2006年的7.9%，上升到2016年的19.5%。

这些数据也能证明，大陆人到了香港确实要分走小部分香港资源，但整体上大陆人的收入、素质也越来越高，日积月累，形成了香港人普遍的心理不平衡。

但其实香港人绝大部分就是从大陆过去的，就是到得早和到得晚的问题。

夏春在文章里说了香港政府为什么不作为，主要是因为2002年的梁展文事件，这件事大陆人民是非常陌生的。

梁展文1999年至2002年任香港屋宇署署长，2002年到2006年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兼房屋署署长，他在任期间，因为用手中权力帮助解决了部分问题，打破了常规，推动了工作的发展，后来因为他退休后去帮过的发展商工作，香港社会以“旋转门”为由对他进行抨击，致使后面的官员都不敢动房地产和经济发展。

夏春认为，这是香港官员害怕被安上“官商勾结”的罪名，所以躺平了。

我仔细阅读了两遍夏春的文章，非常感谢他提供了一个平缓的、理性的论据，但我和他的论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可以反问两件事：

1.香港人觉得有小部分人住棺材房，大部分人背负着较高的房贷是理所当然的，那他们为什么要理所当然？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洗脑吗？住棺材房的人确实不多，但这难道不是一个发达社会的耻辱？就真的无法治理吗？

2.一起小小的官场判例，香港公务员就决定集体躺平，那这些公务员都干什么吃的？不要说一个公务员，哪怕是开公司创业，我遇到问题受到伤害，第一反应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因为受到一点点伤害，就理所当然地回避问题。

香港公务员意志薄弱算天经地义吗？他们是真的是来为市民服务的，还是来混高薪的？难道公务员最应该做的不是服务大众利益吗？

这世上做什么事情不是迎难直上？

香港是尊重英国人留下来的制度，不就是因为相信这种制度给香港带来了财富吗？没有财富他们信个鬼啊，真以为信耶稣啊？

但香港人知不知道，他们过去能那么富裕，主要是大陆被封锁的地缘原因，全中国的资源都要经香港，香港才满手沾油，次要才是英国人的制度，不把这个道理讲明白，香港人依旧会迷信英国制度。

在大陆改革开放后，一个宁波港就消化了原香港多少财富？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如果香港人再继续迷信英国人的制度，不重新对旧制度进行改良推进，依旧死守丁权、拒绝新移民、不改进香港的产业链、不开发北部地区、不打击房地产，那香港还有救吗？

现在香港的经济支柱是金融和房地产，但这些产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只是吃饱了一小部分人，其他能提供的高薪工作岗位太少，为什么少？不就是因为从董建华开始，就一直是一个弱势的小政府吗？香港政府从那时就想搞的科技改革，被各种资本都搞成房地产项目。

政府太弱势，加上香港经济被稀释，增量没有了，存量越来越少，当然就矛盾频发了。

这时候别说坚持英国制度，你就是把英国美国制度先贤全拉到香港也改变不了现状。

我们先不谈香港人是不是认同内地制度，但香港人至少得为自己发展考虑吧？

香港为什么不发展？

归根结底是政府太弱势，弱到没有跟资本抗衡的本事！

夏春在文章中提到，大陆这边知识分子，习惯了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事物，将问题本质都归纳为经济问题，而香港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因为相信英国制度，相信自由主义，所以对大陆不信任。

这个观点我个人是不认同的。

首先，我个人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受益人，我分析事物时，如果使用马克思经济学去剖析，常常能直抵问题核心，如果没有直抵核心，往往不是我分析的逻辑有问题，而是我手中的信息量不足或偏差引起的，我反复使用这种方式解决过身边无数的问题，有时候处理问题时，简直有一种无往不利的快感，我相信马克思经济学没有问题。

其次，只要深挖香港人对英国制度的迷信，对小政府的迷信，就会发现迷信来源于过去繁荣时期，本质上还是跟经济有关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要改变香港，是两条腿同时在走，一条是意识形态线，另一条是经济线。

先说意识形态问题。

比如香港的健康码现在还跟大陆是没有打通的，要打通在香港那边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因为香港人认为，打通健康码会侵犯他们的隐私。

香港这边的思想还是跟西方紧密绑定，认为隐私是人权的一部分，隐私高于一切，甚至，隐私高于公共卫生安全，个人利益高于大众利益。

为什么英国美国印度死这么多人他们国家一点都不乱，根源就在这里，个人利益高于大众利益，他们觉得理所当然。

大陆人就不这样认为，大陆人认为隐私没有公共卫生安全重要，公共卫生是大众的利益，隐私只是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该放在大众利益后面。

这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冲突，这种冲突在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常常发生。

要让香港人逐渐跟大陆人有共同的认知，需要从教育上着手，让他们有民族、国家认同感，还要打碎对英国制度的迷信，要告诉香港过去经济起伏的真正规律是什么，是地缘政治决定了香港的贫富，而不是英国的制度。

再说经济线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香港再造一个“北部都会区”计划，要把北部建设成一个科创新城。

这个新区以元朗及北区两个市辖区为基础，紧挨深圳，规划面积300平方公里，容纳人口250万，计划花20年建成。

到时厦村、流浮山一带将发展现代服务业，大鹏湾、印洲塘发展旅游业，港深互动区发展教育、科技、医疗产业，能提供65万个工作岗位，建成92万个住宅单位。

这块地土地性质复杂，香港素来审批程序繁复，还有西方那种环保、平权分子来捣乱，凭什么现在可以搞这个计划？

很简单，因为香港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下，会慢慢地由一个弱势的小政府，变成了大政府。

政府是大是小，要看对社会建设的结果，不要一根筋被绑定在一种思维模式上。

我朋友十几年前在新加坡留学，他跟我说有一次电视上美国官员在新加坡讲话，说了一大堆自由民主、一人一票，李光耀听完，上去就毫不留情地怼美国人，说一人一票必须建立在全民高度开智和富裕的情况下，否则一人一票一定沦为资本买票，同时一个任期短暂的政党，其核心利益一定是维护其短期目标，而不能用更长远的发展模式建设国家。

我朋友说，电视机前的新加坡人都纷纷鼓掌，欢声雷动，他当时震撼极大。

所以我也一再重复，大政府小政府、大市场小市场都只是手段，重要的是国家有没有进步？人民有没有过上好日子？要结果，不要迷恋某一种方法。

用经济保障民生，让大家都住得宽敞舒适，让大家都有工作，社会矛盾就会少一大半。

意识形态与经济双重互补，共同建设香港，才可能让香港真正融入祖国大陆。

从2019年香港出现裂痕，到现在两年时间过去了。

这两年时间，大部分带头闹事的都进去了，加上疫情的原因，香港渐渐恢复了平静。

这时候是我们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如何让香港融入祖国，如何消除双方误会的重要时期。

大陆这边，应该制止部分媒体，动不动使用曱甴这个词，要制止情绪对立，香港那边，要重新审势过去的教育问题，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着手，解决香港核心问题。

我时常记得我在香港街头现场，看着前边几十个黑衣青年跟警察对攻，而后面乌压压一大片香港人，举着黑伞默默观望的情景。

其实大部分香港人是处在观望状态的，他们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程度的不理解，但也不希望搞到流血冲突，大部分香港人是希望好好过日子的，所谓的时代革命说得太夸张了，香港远没到革命这种地步。

而现在，是大陆人和香港人，消除误会、走向融合，双方重新出发的大好时机。

中华民族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中华民族，是大家的中华民族，我们要复兴的，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有再多的内部问题，也是可以慢慢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