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然和其他公司丑闻之后，对MBA教育的批评集中在毕业生的职业道德取向，以及道德问题在课程设置中所处的地位无论从那个角度看，MBA教育体系都形成了一条聚集着大量资金的人力资源产业链。这不仅仅因为在这个以人力供应为目的的系统中也有终端消费者(企业)、生产/供应商(商学院)，和原材料/成品(学生)。这也是因为，和其他产业链一样，当这个链条运转困难的时候，最触目的总是产品所遇到的困境。

　　学生们：困境

　　很难说是否应该替杰森.斯克拉克感到郁闷。他是达特茅斯大学塔克(Tuck)商学院2001年的毕业生。虽然毕业的时候被华尔街的一家投资银行录用，可是，上班的第一天这银行就倒闭了。“再呆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后来他说，“到处都在解雇人，何况，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干这个。所以，我拿完钱就去钓鱼了。而且，不夸张地说，靠着钓鱼我还真挣了些钱。现在，我自己都拿不准是不是还要回华尔街去。”

　　能够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杰森只不过是大量手持文凭却就业失利的MBA毕业生中的一个。根据伦敦商学院(LBS)职业管理中心劳拉.西本斯的说法，在LBS2002年的毕业生中，大概有20-25%的人毕业时没找到工作。而且，考虑到剩下的人中有些获得的是短期工作或者只是拟议中的工作，最后的数字实际上比这个还要高。

　　从欧洲企业管理学院(INSEAD)的市场部经理尼克.巴尼维尔那里获得的情况也差不太多。“早些时候的迹象表明，2002年毕业生中可能有15-30%在毕业时没有找到工作。至于确切的数字，那要等到我们和沃顿商学院的交换学生——大约有30人——回来之后才能知道”。即使是那些足够运气出了校门就直接投奔工作岗位而去的人，他们中间也没几个能够获得一份带有红利和丰厚工资的合同。可是在过去，这种合同几乎可以说是行规的一部分。这几年，INSEAD的毕业生从咨询和金融领域中获得的工作岗位数量下降得非常快，而2002年的数据则表明，这一下降的趋势仍然在继续。巴尼维尔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来自工业企业的招聘需求终于能和咨询、金融这些工作岗位拼上一拼，能够对MBA毕业生产生吸引力。”

　　收缩的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工作机会。对于MBA就业同样重要的实习机会也收缩了。事实上，多数MBA学生上商学院的目的都是改变自己的工种，这样，实习就成了在新行业中积累经验的重要机会。而在过去，公司也愿意招收那些学习能力强又雄心勃勃的学生做实习生。但是今年的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美国公司只愿意招收那些有本行业经验的人。而这又引起了更糟糕的连锁反应：学生们开始在每一个可能的工作岗位上申请实习机会：无论他们是否真的对它感兴趣。结果是，那些真正有兴趣的学生被淹没在里面。欧洲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欧洲的MBA计划大多数只有1年半，因此有机会在校申请实习的学生并不太多。

　　不过，尽管就业的前景并不太好，MBA的毕业生们还是坚信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并没有浪费。至于支撑这种信心的基点，除了课程本身的内容以外，剩下的就是已经被商学院自己宣传得路人皆知的人脉。比如，面对着艰难时局，塔克商学院的毕业生路斯伍德还是会硬挺着说：“MBA绝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我每天都在运用我在课程中所学到的东西，我跟商学院讲企业家素质课的教授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而且，我的那些同学也是非常好的资源。”

　　跟他相比，管理国际研究院(IESE)2001年的毕业生辛克莱尔对待MBA的态度更为现实：“从短期来说，它基本上就是浪费钱。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地，它为我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而这件事你是根本没法用钱来衡量的。”能用钱来衡量的是MBA学费的投资回报率。关于这一点，LBS的院长劳拉.泰森(Laura Tyson)有这么一个并不太负责任的意见：如果你相信你所受的教育的价值，那么你不妨接受那些起薪比较低的工作。这最多只会延长你偿还贷款的时间而已。

　　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仍然执著的人来说，马特.辛克曼的经验也许有点用处。2001年从LBS毕业之后，他在今年年初丢掉了他在钻石丛咨询公司的工作(Diamond Cluster Consultants)。“我给那些想要开始MBA学习的人的建议是，要非常仔细地想清楚，你到底为什么要上MBA，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紧紧攥住了这个理由别撒手。”他说，“回想一下，我自己上MBA的时候犯的就是这个错误：让马反过来把我给‘骑’了。结果我现在是一个失业的咨询师，可是，搞咨询却根本不是我原来选择上MBA课程的目的。”

　　商学院：课程调整

　　产品的困境就是生产/供应商的困境。这并不仅限于因为入学人数减少而带来的资金上的问题。更严重的情况是不断增加着的对于MBA课程设置本身的批评。一个由美国管理学院联合会(AACSB)进行的研究显示，有大量的MBA毕业生认为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最重要的技能是和别人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其重要性要远远超出别的技能。可是，调查结果还同时显示出，只有6%的商学院能够在传授这一技能方面达标：这还是把达标的标准降低到“勉强合格”之后的数字。不过，这还不是批评意见的主流。在安然和其他公司丑闻之后，主流的批评意见理所当然地集中在了MBA毕业生的职业道德取向，以及道德问题在课程设置中所处的地位方面。

　　今年初，阿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公布了一个对2000名MBA的调查结果。这一结果显示，在接受MBA训练的过程中学生们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在MBA课程结束时，他们往往会改变自己原来的态度，把股东利益置于消费者需要和产品质量之上。这个调查因此呼吁，应该在课程中提供更多的案例来说明企业的领导人如何才能在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获得一种平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北大学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正准备把伦理学加入自己的核心课程中。而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安德森学院的院长威利森(Willison)则认为，UCLA和其他的商学院对此能够做的，是以某种迂回的方式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塑造。“作为学术机构，我们实际上在伦理争论中处于某种超脱性的地位。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向管理人员传授对商业道德困境进行处理的方法时，把我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传达给他们，并以此对他们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要在伦理教育中使用迂回战术的说法最近在商学院中有些甚嚣尘上的意思。

　　相比之下，面对MBA在道德方面所受到的质疑，圣母大学门多萨(Mendoza)商学院的院长凯洛琳.伍(Carolyn Woo)似乎有一种更为彻底的解决办法。按照她的说法，圣母大学正准备在改变MBA教育——甚至本科阶段的商科教育——方面占据领先地位。而这个计划的首要步骤是，吸引和招收更多本性纯良的学生，也就是那种无须教育就已经相信“生活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更多的索取”，或者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既注重结果但对手段问题也同样注意的学生。为此，她尝试性地设计了一些面试时能把“好人”和“坏人”分开的问题，比如，申请者必须回答，他/她是否认为正义必胜？他/她是否相信生活中有比升迁更重要的事情？不过，考虑到MBA的申请者在接受面试时通常都已经做过充分的人格排练，伍说，要从这些精心修饰的面目中挑选出那种道德上乘的人，最后依靠的实际上是直觉。伍显然相信她自己的直觉。她的原话是：“狗和婴儿能分辨出谁在说谎。”

　　比起伦理问题这么复杂的困难，也许创业素质教育问题要简单得多。至少所有人现在都同意，这本应是MBA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原来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按照劳拉.泰森的解释，这是因为，从历史渊源来看，商学院原来的目的就只是为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这样一类公司提供人才。所以传统上并不太重视个人在创立自己的实业时遇到的问题。不过，新经济和它的衰落却改变了这一局面。一方面，.COM公司把商业运作中那些与创业历程有关的问题——寻找风险投资和整合、启动商业计划——带到了桌面上。另一方面，新经济衰退所引发的经济景气问题实际上迫使学生们把就业的注意力从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大型企业转向小型企业，甚至去创立自己的公司。比如，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Ivey)商学院的院长，劳伦斯.塔普(Lawrence Tapp)指出，艾维自己的毕业生，甚至那些原来计划毕业之后立即进入金融服务业的学生，后来也会去考虑开创自己的事业。

　　针对这一趋势，达尔顿(Darden)商学院现在设立了一门关于如何收购小型商业组织的课程。而LBS则为那些拥有自己实业的人开设了法律课程。还有一些学院做了更进一步的努力，来吸引那些拥有自己实业或者对自己创业感兴趣的学生。都柏林的斯莫非特(Smurfit)商学院的院长认为，MBA计划应该不断地细分，在一些具体的市场中建立自己的专业性。而创业素质就是斯莫非特选中的这样一个市场。现在，它的企业孵化器有1百万美元的资金来资助学生和其他愿意雇佣斯莫非特毕业生的创业者的各种想法。而迄今为止它已经资助了5个公司，其中包括一个编制电子邮件软件的公司和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康奈尔大学的约翰逊管理研究院则在2000年建立了大红风险基金(The Big Red Venture Fund)，在它的资助下，商学院学生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商业创意竞赛。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Sloan)商学院也有同样的活动。沃顿商学院则成立了自己的小企业中心。

　　事实上，把创业素质教育纳入MBA的课程设置之中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培养未来的创业人才。1996年，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创业研究中心(CES)。到现在，尽管硅谷的创业浪潮已经消退，CES关于创业的课程仍然非常受到欢迎。在这个中心所提供的课程中，除了有关于如何管理公司使得它能够上市，如何获得和使用风险投资这样的课程之外，还有一门“创业机会评价”课。这门课要求学生们以团队的形式申请注册，而且要求这个团队中至少要有一名成员来自商学院以外。然后这个团队要在课程中实际演练自己的商业计划。从表面上，这门课程跟前面提到的那些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CES并不把这门课看成是某种小型或者仿真企业孵化器。事实上，CES对自己的定位是某种研究性的机构。从这种自我理解出发，它认为这门课程的任务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创业的实际过程，并且让他们能够从更为一般的管理学理论的角度去理解整个创业过程。而蕴涵在这一自我任务设定中的则是这样一种考虑：关于创业过程的知识对于管理小型商业组织也是关键性的，所以，即使是那些永远不会自己创业的人，也应该拥有足够的关于创业过程的知识。

　　价值和可能价值

　　很明显，作为最终消费者的企业才是整个MBA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它是整个MBA计划的价值的最终判定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毕业生的心态-策略上的调整还是商学院在自己的课程设置的改变，都不如商学院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上的改变重要。

　　和一般的想象不同，恰恰是欧洲的学校在商业管理方面提供了一种更少理论色彩的研究生课程，原因是，它们的商业管理课程更多的直接来源于那些发生在商业部门的变化，而美国的商业管理课程则主要是在大学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在欧洲，学校传统上更强调动手的能力，也会更贴近商业活动本身”。伊拉莫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的院长凯.彼德说，“现在，企业和学院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强，原因之一是有越来越多的教师是来自于实际商业活动中的，另外，各种教育计划也越来越注重实际的演练。在欧洲的大学中一直有一种人文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使得我们能够不会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数据分析和建模的技巧上，而是也会去关注人际关系、文化差异以及实践技巧方面的问题。”

　　欧洲和美国商学院之间的这种差别明显地体现在它们各自课程的时间跨度上。欧洲的MBA计划，如果是全日制学生，通常的时间跨度是1年半，而这种学制在美国所需要的时间则要2年。欧洲商学院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兼职MBA。尽管这种计划在美国也有，但美国很多的顶级商学院仍然坚持认为，只有全日制的学习才是教学质量的保证。因为只有通过那种两年的计划，才可能获得一种“脱胎换骨的经验”。根据哈佛大学柯尔施的讥讽性的说法，“只有当你没有足够的教员来提供两年的计划时，那种一年的计划才会出现”。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至少对于INSEAD来说是这样。事实上，尽管INSEAD是由3个哈佛毕业生建立起来的。但它从来没有提供过象哈佛那样的两年期的MBA计划。而且，按照院长巴尼维尔的说法，“从学习时间上说，我们一年制的MBA实际只比两年制的美国学位少20个学时。”

　　但是，柯尔施所提到的“脱胎换骨的经验”却有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欧洲与美国的商学院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和美国的商学院相比，欧洲的MBA计划与其说是一种人才教育，不如说是一种员工培训。这种定位的好处当然是它的那种直接面向终端用户的实用性，但从整个商业生态来说，却也会导致商业运作模式的僵化。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学院派”模式看起来占了上风。事实上，在将课程设置的重心向创业素质转移的过程中，已经有一些分析家指出，由于创业过程研究就其本质来说是多学科交叉的：它需要把战略、商业法、人力资源、领导能力和金融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以，那些强调创业过程的MBA计划，最终会摆脱原来传统的核心课程加选修课的模式而转向一种更少部门分割的课程设计。这样一来，对创业过程的强调就可能会让MBA教育在商业活动中发挥一种更具创造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一方面，新的管理理念和商业理念就可能直接体现在课程设计中：MBA教育不再仅仅是对已经存在的趋势的传达和研究。另一方面，在这 一过程中，商学院实际上会成为新的商业模式的实验场和训练基地，在这个意义上，在对创业过程的强调中，教授和学生最终会发现他们自己已经站在了商业发展的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