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和机构都对此进行了估计，但是主流观点是偏于乐观的。世界银行仅将中国经济增长率从原来预计的7.5%调低到7.3%。亚行也做出了大致相近的预测：如果在两个月内能控制“非典”，我国的GDP大约缩减0.2%；如果“非典”延缓至第三季度，我国GDP则会减少约0.5%。亚行还预计，到2004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提高，有望实现7.6%的经济增长速度。

　　通常人们使用就业弹性的概念来描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也就是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来多少就业。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200多万个就业岗位；到了90年代，则只能增加80万个岗位。1998年，GDP增长7.8%，但就业只增加0.5%；2000年，GDP增长8.0%，就业仅增加0.8%。由此看来，既然“非典”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那么“非典”所导致的就业影响也是有限的。

　　然而，以上结论与我们所能看到的现象并不相符。例如很多餐馆歇业、娱乐场所关门，商场顾客稀少，大街上冷冷清清，出租车空车行使，农民工纷纷退回乡村，旅游景点游人寥寥，大学毕业生迟迟不能找到工作等等。这些现象意味着很多劳动者的就业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影响。

　　问题出在哪里？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些技术、资金密集型的企业、产业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如房地产、汽车、电子信息、医药卫生等这些行业抗冲击的能力强，在“非典”肆虐期间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从而成为确保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柱。但是这些行业的成长对于增加就业的贡献实际上很有限。那些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旅游、旅馆、文化娱乐和会展等，这些行业虽然对于中国GDP的增长贡献较小，但是对于中国就业的影响却很大，它们是吸纳就业的一个主渠道。

　　如此看来，“非典”对于中国就业的冲击有可能要大于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这是由我国特定的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具体地说，“非典”对于中国就业的冲击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岗位需求减少。一些单位由于遭受经济损失或投资缩减，不仅不能增加就业岗位，而且还不得不裁员。考虑到遭受“非典”冲击的有很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企业的利润空间有限，经受市场冲击的能力较弱，因而更容易遭受打击，由此引起的岗位需求减少更是大量的，具体数字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在岗人员不充分就业的现象增多。一些单位虽然没有停业，没有裁减员工，但是由于受到“非典”冲击，工作量不足，减少工时、轮班休息、放假，成为应急的对策，从而导致很多人就业不足。

　　第三，受“非典”冲击，部分单位的劳动关系恶化。借“非典”之名任意解除劳动合同，降低工资标准的现象时有发生。

　　第四，求职者供需见面的机会减少，从而降低了成功就业的概率。由于“非典”肆虐，很多招聘会取消，一些即使需要用人的单位，也无暇顾及招聘，包括网上招聘。

　　第五，客观性的自愿失业增加。与自己纯粹不想工作不同，客观性的自愿失业是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劳动者不得不选择自愿失业，最为典型的就是大批农民工返乡。

　　第六，就业压力偏向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工、下岗职工。目前弱势群体就业机会大多集中在居于弱势的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相比，这些部门的就业保障系数要低得多。在“非典”冲击下，它们遭受了更多、更大的损失，从而导致一些勉强就业的弱势人群又失去工作，一些本来希望在这些部门获得一份工作的人也失去希望。

　　“非典”对于就业的冲击最终体现为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取的收入减少。如果这种冲击长期化，不仅会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弱势人群的生活水平，而且会导致整个消费需求的退减，并因此而制约经济发展，这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