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表明，学历高低和道德水准有必然的联系；也不能妄断，陷入非法传销陷阱的大学生判断能力低下甚至道德败坏，尽管他们所做的一切——骗取“五同四友”（同学、同宗、同事、同乡、同好；朋友、酒友、战友、室友）的钱财和信任——应该受到谴责，但更应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惩治的是那些实施精神控制的非法传销头目们，在最近倍受关注的千余名大学生涉案的重庆“欧丽曼”非法传销案里，他们是三个农民。
　　比失去人身和财物自由更为可怕的是失去精神自由。除了证件钱财被扣，多数大学生深陷其中的原因在于非法传销组织强大的“洗脑”能力，当攫取非法钱财的利益熏心被平等、关爱伪装起来时，急于得到社会承认与关爱的大学生们，很难识别这个美丽的陷阱。
　　据悉，参与人员主要是在校外实习或求职的大学生，他们被所谓高额的经济回报和“创业”所诱惑。被用来当作“洗脑”典型案例的我国转型期个体户、股票暴富的故事，并不能让他们区分合法致富与非法致富的区别，惟一的效果是强化他们对于金钱的渴求。令人心痛的是，在他们眼里，得到社会承认的惟一途径是一夜暴富，不管这样的目标如何被实现。
　　之所以如此，难道只是他们自己出了问题？
　　参与非法传销的大学生，普遍怀着积累社会经历的渴望，希望借此与社会各方面打交道，有利于今后尽快适应竞争的环境。他们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显然不让人乐观。教育部此前称，200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280万人，国家将确保9月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70％。抛开对指标的争议不谈，这仍然意味着至少有80多万大学生自离开校园起就加入了失业大军。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课题组在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550．7元。北京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的调研显示，2004年的毕业生起薪将比去年下降25％－30％。
　　在谈论大学生受骗传销时，抛开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背景将会变得没有意义。这些在相适应的社会层级之上无法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学子，并不情愿掉头向下去与那些普通劳动者挣抢饭碗，他们只能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奋力拼争。
　　年龄因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通往所谓“成功”的正路越来越艰难时，为达到成功不幸走上歧途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对于成功、金钱的期许过分强大，内心所持的正确的价值标准将受到挑战，特别是在这种价值观尚未成型之时。人们由此可以就学校教育的最重要部分展开更为深刻的讨论。
　　其实，迷失的人又何止陷入非法传销的大学生们。大学生可能受骗，也可能骗人；同样，农民可能陷入非法传销成为受害者，也可能成为非法传销头目。对于金钱价值以及如何获取金钱的认识的偏差不仅出现在农民群体，同样出现在知识分子阶层。广东省相关部门曾总结，近些年来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趋向于人员组成结构的复杂性和高智商性：从以往参与者多为农民、外来工、学生发展到有退伍军人、教师、退休人员等；从以往的多为初、高中文化发展到高等文化素质层次人员。这些情况都说明最初的价值观教育和人格教育有多么重要。
　　可惜的是，由大学生涉及非法传销引发的焦虑往往不在重点。人们在问，大学生为什么会受骗？可是，大学生为什么就不能被骗？
　　社会的强烈关注对此有明显的不解，且表示出对非法活动侵蚀高等文化素质群体的焦虑。其实，欺骗的成功和双方的智识能力并不一定相关，而更多取决于被骗一方是否因其他因素的干扰而放弃了防御。就受骗的大学生而言，其一，文化素质虽高并不一定表明其有科学、合理并为世人所证明的正确的价值观；其次，获取成功与财富的压力从农民、外来工等阶层向学生、退伍军人、教师等以前压力较小的群体蔓延，正是逼迫他们丧失正常心智、失去判断能力的无法回避的力量。
　　社会群体通过正常手段获取财富的能力越来越被削弱，非法行为所孳生的土壤就将蔓延，而社会的稳定性也必受到挑战。伴随其间的是，成功等同于大量金钱的极端观念被强化，对自我命运把握的能力日益缩减。如果我们试图改变大学生、农民工、教师等诸多群体陷入非法传销的窘境，社会应当为他们开凿更为广阔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空间。这是一项比起严厉打击非常传销远为复杂和艰难的任务，却更为紧迫。
　　一位受骗大学生在火车上写道：“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的，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突围的理由……在列车中直觉告诉我，我的生活将从此改变。”